2018年4月11日，马耳他大学Sergio Portelli副教授应邀来到伟德国际victor1946讲座。他演讲的题目是：Translators as Cultural Mediators（作为文化居间者的译员）。2014年，Portelli副教授精通马耳他语、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其学术研究领域涵盖：翻译与文化、术语管理、比较文学和文化史研究等。2014年他出版了意大利语Traduttori come mediatori culturali[Translators as Cultural Mediators]一书。跨文化意识是欧盟EMT（欧洲翻译硕士）项目组提出的“翻译服务提供者”的五大能力之一，是翻译能力的构成要素。Portelli副教授在翻译专业课程设置中，特别开设专门性课程，明显提升了翻译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在我国目前的翻译教学中，已经关注到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但对如何培养跨文化意识、如何设计跨文化意识培养课程等问题仍存在较多空白。因此我们就这些问题在讲座后对Portelli副教授进行了访谈。访谈由伟德国际victor1946副教授姚斌进行，一年级硕士研究生梅畅和常心怡笔录与翻译。
姚斌（以下简称姚）：首先是关于将“跨文化意识”（culture awareness）与译员培养相结合的问题。我想请问您是怎么想到要把“跨文化意识”纳入到翻译员工课程设置中的，这是马耳他大学一直以来的传统还是您个人的创新？
Sergio Portelli（以下简称SP）：我以前在批改员工的翻译作业时，发现作业中犯的大部分错误都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一些文化内涵造成的。他们只是在字对字的翻译，而并不理解原文的意思。有些错误非常明显。比如在翻译隐喻时，他们照着字面意思直译，但译出来的文字没有任何意义。时间长了我就发现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读了一些相关领域论著，其中让我最受启发的是戴维•凯塔（David Katan）的《翻译文化：笔译员、口译员及文化居间人士入门》 （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这本书让我深受启发，尤其是其中对文化的定义，可以让员工明白文化内涵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当他们首先能意识到文化的内涵，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才能进一步启发他们思考本国文化、本国语言与别国文化、别国语言之间的关系。
由此，我想到要开设一门课程，让员工重视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和翻译相结合。尤其是在目前翻译行业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在教学中将翻译和文化结合起来非常重要。这门课面向所有不同语言的员工。这门课的意义在于让员工了解本国文化和别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门课也是在转变员工的观念，因为很多员工会有一种“民族中心”情结，认为本国的文化最好，优于其他文化，所以他们会从本国文化视角去看待别国文化。这也情有可原，因为我们成长和受教育的环境就是这样的。然而作为译者，我们恰要克服这种态度，要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别国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居间者（cultural mediator）。
在课程一开始，我先是让员工们填写问卷，做一些小测试，促使他们反思自己对别国文化的态度。例如我在教授意大利语-马耳他语的翻译时。我会首先让员工翻译一些较高文化语境（high cultural context）的句子。我要去员工先不借助字典或网络进行翻译。之后他们要向我反馈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他们觉得哪里有困难，遇到困难是怎么想的，又是如何做的。随后，我要他们利用手边的资源，再翻译同一句话，并向我反馈他们在查阅资料之后再翻译的感受。
通过这种方式，员工们会思考自己对意大利文化是否有一些误解。有些员工可能高估了自己的文化能力，觉得自己对意大利文化懂得不少，但其实不然。有些会觉得自己应该要多学一点意大利文化。跨文化意识和学术专业能力之间关系也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我最近在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通过正式学习对意大利文化比较了解的员工和只是因为家庭关系或是电视节目才接触到意大利文化的员工，他们的文化能力是否相同。
姚：对！跨文化意识的培养确实很重要。正如您说的，一开始的时候，您会在课上举出一些例句，让员工练习，然后从总体上讲一讲文化差异的问题。但如果课程要贯穿整个学期，比如十个教学周，应该如何设置课程呢？
SP：以英语文化为例，我会找一些不同话题、不同题材和不同来源的英语文本。比如不同来源的两篇稿子，分别来自英、美两国的新闻机构。或者是不同题材的文本，可能分别是信函或邮件之类的。员工要把这些翻译成自己的母语。但我们关注的不是他们翻译的正确与否，而是去了解他们在翻译特定文本时遇到的疑难点和他们遇到这些问题时采取的应对策略。我们的目的在于帮助他们进行反思，所以课堂上通常也会展开一些讨论。
翻译中的问题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还涉及很多其他的方面。比如美国人是怎么写邮件的，他们在不认识你的情况下，写给你的邮件格式其实是很特殊的，而这是文化造成的。如果是在一个书信措辞比较正式的国家，你是不能将美国人的邮件原封不动地直译过去的。就比如说英语中的人称代词you是不分环境或者场合的，但可能另一门语言中使用的代词针对不同对象是有区别的，所以针对不同文本，不同文化，其实有很多需要沟通与调和的地方。笔译是这样，口译也如此，口译中有很多非语言交际的成分，比如个人形象、肢体动作等，都要考虑跨文化沟通的问题。
姚：您能不能举个例子，具体讲讲这种跨文化意识的养成将如何提高口笔译员的能力？
SP：以笔译为例。如果你要发电子邮件给一个英国或美国公司，内容如下：“塞尔吉奥，你好！贵公司想要的产品暂时缺货，请过几周再和我们联系。”在考虑对象国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应该怎样翻译呢？在这种情况下，译成“Hi, Sergio!”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应该译为“Dear Mr. Portelli”。因为，在西方文化中，对待不熟悉的、从来不曾联系过的人，在打招呼时不能太过亲密。在写作中，你应使用正式语体表示尊敬，也体现一种庄重感，说明你知道如何得体地称呼别人。因此，在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由于处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写出“Hi, Sergio!”这样的句子就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显得发信人很不尊重别人。这种时候就需要“文化居间者”来发现问题，弥合两种文化间的差异。
在口译中，译员首先必须保证译文的准确性，其次在称呼别人时必须符合译入语的习惯，以帮助听众理解。译员需要通过容易接受的方式，让听众感受到发言人的善意，避免因为不合适的措辞而使听众产生被蔑视、被侮辱的感觉。拥有文化差异意识并不容易，但这至关重要，因为这种意识使得口笔译员能够充分准备，不会因为缺乏文化背景知识而犯错，否则即便译员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交流的效果也可能仍不理想。
姚：我同意您的说法。在之前讲座中您曾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责任”，即口笔译员的责任。当我们谈论“译员伦理”时，我们同时也要考虑“责任伦理”。这是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提出的。切斯特曼总结了口笔译员需遵循的五条伦理原则，其中第五条就是“责任”。那么您如何看待“文化居间者”这个身份和译员“职业责任”之间的关系？
SP：我认为二者关系紧密，因为只进行字面翻译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对同一个词进行字面翻译和基于文化理解的翻译，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字面翻译或许会导致严重错误，因为不同语境下词语的意义有所不同。就像我此前在讲座中提及的，有些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有些属于低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差异很大。因此作为译员，“职业责任”就意味着你需要时刻记住自己决定着沟通是否有效，需要尽力去促成沟通顺利进行。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进行“文化居间”。“文化居间”涉及多个方面，比如译员需要保持谨慎，尊重沟通双方，尽量保持中立，真诚对待客户等等。译员要谨记自己的职责就是要使双方，不论是个人还是团体，能够有建设性地进行交流，尽可能多地相互理解。即便他们有很多不同之处，来自不同的文化，看待事物的视角有差异，也要尽力使沟通效果最大化，这就是译员的责任。译员不能只想着“不管怎样我尽力了！我把他们说的话全翻译出来了，这就够了！”而根本不去考虑整个交谈的背景和语境。
姚：是的，说到文化差异，我很喜欢您之前提到的“彩虹理论”，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也有类似思想。孔子讲到“求同存异”，即人们并不需要保持绝对一致，完全可以在尊重对方差异的前提下和谐相处。孔子曾以音乐为例，不同的乐器发出的声音不同，但当它们在一起同时演奏就会形成美妙的和声。这和“彩虹理论”很相近。那么对于当今的口笔译员，包括那些正在接受口笔译训练的员工和新手译员，如果他们希望能在翻译领域不断精进，您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SP：我认为他们应该持续扩充和深化自己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知识，包括译入语和译出语。永远记得要去理解对象国的人们，因为只有充分理解他们，你才能帮助他们交流；只有充分理解他们，你才会尊重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做到这一点可能不太容易，因为每个国家的人都会有种天然的“优越感”，觉得自己才是“正常的”，译员要克服这种思想。迈出这一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其他文化，尝试互学互鉴，译员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才能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在文化和精神上充实自己。要去理解对象国的人们，以便更好地理解他们所说的话，理解翻译的各种场合，理解交谈的语境。这就是为什么译员不能只进行字面翻译，而要把话语中真正的意思，甚至是隐含的潜台词，都表达出来，有时候潜台词和明确表达出来的意思同等重要。这就是我的建议。
姚：谢谢您接受采访，希望有机会再次与您交谈。
